【导语】科研外协是项目实施的常见方式，也是经费管理的廉政高风险环节。当项目负责人同时握有外协单位的指定权、合同洽谈权和经费支配权，而学校对“谁在承接外协”缺乏实质核查时，外协就可能从协作机制异化为套取通道。本案的核心教训正在于此。

一、案情简介

陈英旭，浙江大学原教授，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其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负责人，该课题下设10个子课题。杭州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波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被列为课题外协单位。两家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系陈英旭的学生杨尚源、王云龙等挂名，实际控制人为陈英旭本人，日常运营由其学生负责。在第四子课题中，陈英旭将600万元专项经费划入高博公司、270.73万元划入波易公司，随后授意学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冲账套取。杭州中院认定该子课题项下贪污金额为778.1897万元。在第十子课题中，部分科研任务交由浙江工业大学教师负责，共拨付经费320万元，其中200万元约定由波易公司支配。陈英旭形式上签订任务合同书制造合规外观，再指使学生编造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和设备购置合同，从报销环节套取款项。杭州中院认定该子课题贪污金额为167.3077万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陈英旭贪污共计945.4974万元，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判决书认定，其利用课题总负责人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算、虚假发票冲账、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国拨科研经费冲账套取。本案被广泛作为科研经费管理领域的典型警示案例。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不是单一的报销漏洞，而是单位层面权责失衡、制衡缺失，业务层面从外协准入到经费支付全链条控制失效的叠加结果。其中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外协准入环节对“外协单位与项目负责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联”没有任何识别与回避程序。

从单位层面看，项目负责人同时握有外协单位指定权、合同洽谈权和经费支配权，三重角色集于一身，违反了“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的基本控制原则——本应由不同岗位分别行使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被集中到一人之手。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从工商登记和合同文本上看完全符合外协主体的形式要件，但实质上由项目负责人控制、学生挂名运营。关联关系不申报、不核查、不回避，外协准入这道“第一道闸门”在业务起点上就是敞开的。

从业务层面看，闸门一旦敞开，后续控制环节便只能在形式层面循环。合同审查核对了文本格式，却没有核查外协任务是否真实需要、外协工作是否真实发生；项目验收查看了材料是否齐全，却没有追问外协单位是否真的开展了对应科研工作。更值得警惕的是授权审批的刚性不足——审批流程虽然设置，但审批人只履行了签字权，未履行独立核实的权限与义务，只能依赖项目负责人提供的材料，实质上沦为“签字流程”。从预算编制、外协准入、合同签订到报销支付、项目验收，控制链条看似完整，却没有任何一个节点承担起独立核验“业务是否真实”的责任，形成“起点失守、全程空转”的局面。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风险评估。对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24〕16号）“坚持风险导向”“针对重点业务和高风险领域，查找风险隐患，提出风险应对措施，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的要求，如果学校科研外协的风险清单中只有“票据是否合规”“预算是否超支”这类常规事项，而没有“项目负责人实际控制或实质影响外协单位”这一特定舞弊情景，那么再严格的报销审核也无法发现一间由学生挂名运营的公司正在系统性地充当套取通道。风险识别不触及关联关系这个真正的风险源，控制措施就注定与风险本身错位。